菩提达摩碑文考释

纪华传:菩提达摩碑文考释

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、早期禅宗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、寺志和碑刻等资料、对署名为梁武帝撰的达摩碑文的种类、产生时间以及历史价值等进行了详细的考释,认为达摩碑文不是梁武帝亲撰的,而是在728年至732年之间由禅宗的某位弟子假托梁武帝撰写的。达摩碑文反映了北宗禅法的思想特色,但碑文出现后,又为南宗所利用,对后来的灯录和禅宗史产生过影响,此外,碑文明确记载了达摩的卒年以及去世、埋葬的地点等,作为禅宗门人的记述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达摩; 地方史志; 宝林传; 熊耳山; 北宗禅; 佛教文献; 敦煌文献; 楞伽师资记; 禅河; 释氏疑年录;

纪华传;

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、早期禅宗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、寺志和碑刻等资料,对署名为梁武帝撰的达摩碑文的种类、产生时间以及历史价值等进行了详细的考释,认为达摩碑文不是梁武帝亲撰的,而是在728年至732年之间由禅宗的某位弟子假托梁武帝撰写的。达摩碑文反映了北宗禅法的思想特色,但碑文出现后,又为南宗所利用,对后来的灯录和禅宗史产生过影响,此外,碑文明确记载了达摩的卒年以及去世、埋葬的地点等,作为禅宗门人的记述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一、前 言

菩提达摩碑文署名为梁武帝撰述,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,陆续在河北磁县的二祖山元符寺、河南的少林寺和熊耳山等处被发现,这三块碑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异之外,内容基本一致。达摩碑文文笔优美,思想精微,对达摩的禅法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,对于达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处等所记甚详,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禅宗文献。达摩碑文在历史上出现较早,流传也很广。神会的《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》和杜胐的《历代法宝记》都明确记载了梁武帝造达摩碑文,金藏本《宝林传》卷八(《宋藏遗珍》第二册)完整收录了此碑文,唐代澄观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、宗密的《圆觉经大疏抄》、北宋延寿的《宗镜录》以及契嵩的(1007-1073)的《传法正宗记》等著作都引用过此碑文的部分内容。此外,日本光定的《传述一心戒文》、日本最澄的《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》、驹泽大学图书馆藏《景德传灯抄录》等著作中也都曾经引用过碑文的文字。由此可见,达摩碑文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。

然而,长期以来由于达摩碑文一直被视为伪作,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。即使是伪作,也有其产生的时代,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实际情况。陈垣的《释氏疑年录》曾提到过河北磁县出土的达摩碑:“其文体亦不类梁时风格,当是中唐人假托。”①陈垣的论断非常重要,可惜未展开论证。温玉成首次在河南陕县找到了菩提达摩的葬地——熊耳山空相寺,他的《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》一文,对于空相寺的历史沿革、塔碑遗迹等作了考证,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熊耳山达摩碑文的文章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②日本学者小岛岱山曾在《中外日报》和《朝日新闻》对熊耳山碑文作过报道,后来在《世界宗教研究》上发表了《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》一文,把从中国各地收集到的菩提达摩碑文的石碑资料以及有关参考资料,一起公诸于世,对于达摩碑文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日本学者石井公成由于小岛岱山的介绍,开始关注达摩碑文,并有《梁武帝撰〈菩提达摩碑文〉的再检讨》两篇论文相继发表,是关于达摩碑文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。③不过,石井公成的研究,由于资料的限制,仅看到熊耳山达摩碑文的开头部分,因此,有必要利用小岛岱山公布的新资料,对达摩碑文重新进行考察。

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、早期禅宗的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、寺志和碑刻等资料,对于菩提达摩碑文的诸本比较、撰述时代和历史价值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。